民族国家的极权主义
当民族国家确是作为主权制度而发挥作用，它能否最终消弭现代性的危机？人民的概念和主权的生态政治转移能否成功转变合成的名目和存在领域，由生成力量到定形力量，由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而带领人们步出危机？数量极为众多的作者、诗人、政治家(主要出现在进步的、社会主义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中)确是如此认为的。19世纪雅各宾左派变全国性左派，第二和第三共产国际越来越多地采用国家计划，殖民和后殖民世界中解放斗争所采用的民族主义形式，直至今日众多国家对全球化进程的反抗，以及由此引起的巨变，这一切都似乎支持了这样的观点：民族国家的确可以提供新的功力，以摆脱现代主权所带来的历史和概念灾难。①
然而，对于国家的功能我们有着不同的观察视角，我们认为在国家和它的人民的统治下，现代性的危机也绝未被闭合。再度拾起19至20世纪主权概念在欧洲的发展系谱，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现代性的国家形式首先衰落为民族国家的形式，接下去民族国家又堕落为一系列野蛮统治。在20世纪开始的岁月里，阶级斗争再次打开了被神秘化了的现代性融合，再一次有力地显示出国家和民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反转。这种反转立即把欧洲带入战争之中。然而，这一次战争却套上了民族国家冲突的伪装。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和其他的欧洲法西斯国家站到社会主义苏联的对立面，国家被展示为冲突中阶级主体的神话或替代。如果纳粹德国是把现代主权转化为国家主权，并以资本主义形式进行表述的一个理想形式，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则代表着另一种理想形式：它把大众利益以及由此而生的残酷逻辑转化为国家的现代化计划。为了自身的利益，它动员起渴求从资本主义中解放出来的生产力。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BenedietAnderson一直认为哲学家们不公正地鄙视国家这一概念，而我们应不偏不倚地看待它。每个人都从属于一个国家，就像每个人都从属于一个年龄、一个种族、一种性别，等等。然而，这里存在着一个危险，就是Anderson将国家概念和我们对它的依附自然化了。与之相反，我们必须驱除这一概念的自然色彩，必须认识到它的建构历史和政治效应。
②关于阶级斗争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关系，请参阅Ernst Nolte的专著DerEuropāischeBürgerkrieg,1917-1945(Frankfurt:PropyläenVerlag,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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