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国家社会主义为何要把现代主权概念神圣化，又是如何把它转化为国家主权。没有什么比从普鲁士君权到希特勒政权的权力交替更清楚地展现出转化过程的连贯性，而这种权力交替正是在资产阶级的资助下完成的。这一转化历程早已为世人熟知，同样为世人熟知的还有权力交替所带来的暴力，德国人民具有的典型服从精神，他们在为国服务时，在军事和民事各方面表面出的英勇。此外为世人熟知的还有由此引出的一系列后继后果，在此我们简洁地称之为奥斯维辛(象征犹太人民所经历的浩劫)和布痕瓦尔德(象征德国法西斯对共产党人、同性恋者、吉普赛人的灭绝)。我们还是把这些留给别的学者，留给历史的耻辱吧！
我们所关心的是那一时代欧洲国家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换而言之，当民族主义同社会主义在欧洲携手并进时，究竟发生了些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再访欧洲社会主义史上的几个核心时刻。我们尤其要牢记，在它开端后不久，也就是在19世纪中至19世纪末之间，社会主义国际必须同强劲的民族主义潮流达成协议，而经过这种对阵，工人运动原有的国际主义热情很快就烟消云散。在德国、在奥地利、在法国，尤其在英国，最强大的工人运动很快就打出了民族利益的牌子，社会民主改良完全建立在这种以国家之名而达成的妥协之上。这是一种阶级利益的妥协，也就是说，它是各国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霸权结构的某几个阶层达成的妥协。在此，我们就不要再提欧洲工人运动的某些部分转而支持民族国家的帝国主义事业的耻辱背叛，也不要再提欧洲各国的改良主义赞同帝国主义把千万大众驱入一战战场这一不可原谅的愚蠢吧。
对自己的立场，社会改良主义确能拿出充分的理论依据。好几位奥地利的社会改良主义教授炮制出了这一理论，这些人都是穆齐尔笔下的莱斯多夫伯爵的同代人。在田园诗般的如画环境中，在“回归康德”的温软的学术氛围中，那些教授们(其中之一是奥托·包厄[Otto Bauer])坚持必须把民族看成现代化的基础成分。①实际上，他们坚信，在民族同资本主义发展的对阵中会冒出一种辩证过程，随着该过程的展开，无产阶级将最终得到利益，越来越多地掌握社会霸权。可这项计划忽视了一个事实：民族国家的概念是不可分的，它的构造方式反对任何无产阶级重取社会空间和社会财富的趋势。如果现代化在根本上同资本主义体系的改良捆绑在一起，敌视一切重启革命进程的努力，那么现代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那些教授为国家大唱颂歌，又不想为此付出代价。更确切地说，他们在颂扬国家时，又把国家概念中的毁灭力量神秘化了。对他们的观点加以考虑后，就会发现社会民主改良主义会支持帝国主义事业、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只是合乎逻辑的、不可避免的立场。
第五章 民族国家的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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