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世纪，卡尔·马克思和他之前的拉斯·卡萨斯和图森·路维杜尔一样，认识到了日益增进的全球互动和交流中潜在的乌托邦。如同拉斯·卡萨斯一样，马克思也对欧洲人的征服和剥削中的暴行感到震惊。资本主义在欧洲的诞生的背后是广大被征服、被殖民的非欧洲人民的血和汗。“欧洲的工资劳动者们忍受着隐蔽的奴役，而这是以新世界中公开的奴役为基石的。”①同图森·路维杜尔一样，马克思也认识到，人类自由是一项普世工程，它要在实践中实现，没有任何一个种族可以被排除在外。
然而，马克思身上的这种全球乌托邦精神又是含混的，或许含混性在他身上的体现要比他之前的那两位身上的体现更明显。从他在1853年就英国对印度的统治而写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一系列文章中，我们可清楚看出此点。马克思写这一系列文章的基本目的是解释当时正在英国议会中就东印度公司地位问题进行的争论，马克思把这次争论定位于英国殖民统治史中。当然，马克思很快就注意到英国“文明”传入印度过程中发生的暴行，以及资本和英国政府难填的欲望给印度带来的混乱和苦难。但他立即又警告人们，不要简单地反对英国的暴行，不要盲目支持印度社会保持现状。马克思所理解的，存在于英国入侵之前的印度村落体系绝不值得人们去捍卫。尽管英国人造成的毁灭和灾难“肯定会使目睹者感到恶心”，“我们一定不要忘记，这些田园诗般的乡村社会尽管看上去谁也不会伤害，却一直是东方暴政的坚实基础。它们把人的心灵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把人变成迷信的不知反抗的工具，把人变成传统下的奴隶，剥夺了人的一切尊严和历史能动性”①。印度王公们的统治结构同样不值得支持，即使他们在反抗英国。“毫不奇怪，那些严辞声讨英国王权和贵族的野蛮业绩’的人为了印度的主权和贵族的衰败而伤心落泪。而那些衰败的贵族的大多数甚至没有古老的历史，他们大多是近期才被英国的阴谋推上台的篡权者。”②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参阅 Karl Marx 的 Capital(New York: Vintage,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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