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解放浸毒的礼物
正如我们在前面讨论过，次等国家民族主义确实发挥过重要的、积极的作用。在被支配群体中，国家这一概念既起到防御武器的作用，可用它来保护群体免受外部支配，同时它也是团结、自治、群体权力的标志。在去殖民化时期以及以后，国家概念似乎成为政治现代化的必要工具，因此也就成为通向自由和自主的不可规避的道路。在全球各国间实现民主，包括各国在形式上的平等和主权完整，这样的承诺在最初就写入了联合国宪章：“本组织和它的成员将遵守所有成员国主权平等的原则。”①国家主权意味着免受外部支配的主权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因此它标志着殖民主义的彻底失败。
然而，与国家主权的积极作用形影相随的却是国际支配力量的强大结构。当我们从外部来看，从“被解放的”国家所处的世界经济体系的角度来看，民族解放所包含的危险就更明显地显现出来。许多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领袖，从甘地到胡志明到纳尔逊·曼德拉都在政治现代化和经济现代化之间划上等号。可实际上，这样的等式最终只是一个把戏。这样一个等式的作用就是可以动员起广泛的力量，并把一场运动加尔文化。然而，运动究竟把人们引向何处？它又服务于什么人的利益？大多数情况下，运动会带来一场被代表的斗争，现代化计划将确立新统治集团的权威，他们被赋予将现代化计划付诸实施的重任。于是，革命被捆住手脚，献给了新的资产阶级。或许有人会说，二月革命应该在十月革命后发生。然而，连日历也都错乱了：十月永远也不会到来，革命者陷入“现实”的泥沼，现代化最终也迷失在世界市场的序列中。民族主义者的梦想是自律的、以自身为核心的发展。然而世界市场所施加的控制不正是这一梦想的对立面吗？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斗争确实效果显著，只不过是在相反的方面。被解放的国家又发现自己在国际经济秩序中被别国操纵、摆布。
第六章 殖民主权的辩证法
①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Article 2. 1, 见 Leland Goodrich 和 Edvard Hambro 的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Boston: World Peace Foundation, 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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