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理论的批评家们花了那么大的气力来描述、抗争现代权力形式，可如果这种权力形式已不再控制我们的社会了，怎么办？这些理论家们如此倾注于同旧支配形式的残余作斗争，可假如他们因此而未能认识到现在正浮现于他们眼前的新支配形式，怎么办？假如原本作为批判对象的支配力量已经历了重大变化，以至于抽去了后现代主义挑战的潜能，又怎么办？简而言之，假如一种新的权力范式、一种后现代主权已取代了现代主权，通过向混杂的、零碎的主体性构成的等级结构(这可正是后现代主义所颂扬的结构)来实施统治，该怎么办？如果上述一切假设是事实，那么现代主权形式就已不再是要解决的问题，而那些看上去具有解放性的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策略已不再是挑战，而成了新统治策略的实际同属，甚至不自知地强化了新的统治策略。
后现代主义者和后殖民主义者推崇建立在个性差别、流动性和混杂性上的政治学，以此来挑战现代主权提出的二元对立和本质主义。但当我们开始考虑公司资本和世界市场的意识形态时，那样的意识形态就显得受到权力策略的夹击。权力已经把受到攻击的堡垒疏散，还绕到进攻者的背后，同他们汇合到一起，以个性差别之名发起攻击。所以，这些理论家发现自己就像是在推一扇并不存在的门。我并不是说这些后现代主义者和后殖民主义者是全球资本和世界市场的走狗。安东尼·阿帕亚(Anthony Appiah)和阿瑞夫·德林克(Arif Dirlik)说这些理论家是“智力界的同谋者”和“全球资本主义雇养的智者”，这也太刻薄点了。①毋庸置疑，驱动大部分此类工作的仍然是民主和精英欲求，有时其中也有反资本主义欲求。但重要的是，在新权力范式的背景下，这些理论的实际效果是什么。新的敌人不仅对旧式武器具有抗打击能力，实际上更凭借那些武器而滋蔓，于是他就加入到他的假想敌的行列中，把敌人的武器运用到极致。万岁，个性差别！打倒本质主义式的二元对立！
第七章 转变的迹象
① Arif Dirlik, The Postcolonial Aura : Third World Criticism in the Age of Global Capitalis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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