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各门各派的许多后现代主义者在拒绝现代主权逻辑方面毫不含糊，可他们大都对这种逻辑同时蕴含的解放潜能感到迷惑不解。或许这正是因为他们不能认识今天已取而代之的权力形式。当后现代主义者把自己的理论展现为政治解放工程的一部分时，他们只是在将刀剑挥向旧敌人的影子。只有当权力通过原质同一性、二元分裂和稳定的对立，从外部确立起等级结构时，对混合性和差异在分界间的自由游戏的肯定才具有解放作用。而当今世界中的权力结构和逻辑对后现代主义的差异性政治已具有完全的“免疫力”。实际上，帝国本身也正致力于扫除主权的现代形式，驱动差异在分界间游戏。尽管后现代主义者有着最良好的意愿，可他们的差异性政治不仅没有效果，而且更有可能同帝国统治沦为同路，成为其功能和实践的支持者。危险在于后现代主义理论过于关注旧的权力形式，它的头一直都朝向后方，这样它很容易跌入新权力张开的臂膀。如此看来，对后现代主义的赞扬和肯定是太天真了。
我们从各种各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发现的最重要一点就是它们所表征的一个历史现象：它们显示，现代主权传统已发生了断裂。当然，反对现代主权的“反现代”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其中包括法兰克福学派的诸位伟大思想家。然而，一个新的现象是后现代主义者指向现代主权的终结，也展示出一种在现代二元对立和现代同一性的框架之外进行思维的能力，展现了一种多元性与多样性思想。不管他们表述是否清晰，也不管他们自己有无意识到，后现代主义者指向一场走向帝国生成的转变。
第七章 转变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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