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巴对辩证法的批判，也就是他对二元对立、原质同一性和总体化的攻击，既是关于社会本质的社会学声明，也是一项以改变社会为目的的政治工程。实际上，前者正是使后者成为可能的条件。社会和国家从来就不是想象中的连贯统一体。被殖民者对殖民者话语的模仿重过了同一性观念，使它远离原质。文化的构成也总是不完整的、混杂的。这些社会现实构成了基础，在其之上可发展颠覆性政治工程，摧毁权力和同一性的二分结构。总结一下，巴巴的解放逻辑就是：权力，或压迫力量通过把二分结构和总体化逻辑强加给社会主体，压抑主体的差异而发生作用。然而，这些压迫性结构从未能总括一切，差异总能以某种方式(通过模仿、含混、混杂、同一性的破裂，等等)表达出来。这样，后殖民主义政治工程就是要肯定差异的多样性，从而颠覆二分结构的统治。
在打碎、移走各种二分和总体化结构后，巴巴所指向的乌托邦并不是一种封闭的、破碎的存在，而是一种新型共同体。它是一个无居所的共同体，一种新国际主义，它是大迁徙中人民的聚会。对巴巴来说，肯定差异和混杂也就是肯定了共同体；“居住在一个无居所的世界中，看着含混和歧义在虚构之殿中起舞，或者听着艺术作品中发出的破碎、断裂之声，这本身就肯定了要求社会团结的深刻欲望。”①他认为要密切注意文化的地方性、混杂性，以及文化对等级社会的二分结构的抗争，他相信由此将生出替代共同体的种子。
在确认作为这一后殖民主义框架的敌人的支配力量时，我们要小心谨慎。权力被认为完全通过辩证的和二分的结构运行。换句话说，巴巴认识到的惟一支配形式是现代主权。也正因如此，他可以说“等级的或二分的”，仿佛这是两个可互换使用的术语。在他看来，等级本身必然建立在二分对立之上，因此仅仅混杂性就有足够的力量去摧毁等级。混杂性就已是实现了的差异性政治，它驱动差异在分界间游戏。在这里，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会师：它们联起手来，攻击现代主权中的辩证法，提出解放就是差异性政治。
第七章 转变的迹象
①参阅 Homi Bhabha 的专著The Location of Culture(London:Routledge,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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