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认知论挑战“启蒙”，它攻击主控叙述，批判真理。可一旦被移出欧洲和北美的精英学术层，这种挑战也就失去了其解放光环。作为例子，我们可以想想看萨尔瓦多内战结束后成立的真相委员会，以及其他南美和非洲国家的后独裁政府成立的类似组织。在国家恐怖的环境中，坚持真理概念的首要作用是一件强大的反抗武器。建立起最近的历史真相并将之公诸于众，让政府官员为各个具体行动负起责任，有时还令他们接受惩罚，这是走向民主未来的先决条件。在这里，启蒙的主控叙述似乎并无压制性，而真理概念也绝非流动和不稳定的恰恰相反，真相就是，那个将军下命令暗杀了那位工会领导人，这位上校下令屠杀了全村村民。把这样的真相公诸于众，正是现代主义政治的典型工作。在这种具体环境下，批判真相只会帮助受到攻击的神秘化、压迫性政府。
在现今的帝国世界中，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话语中的解放潜能只有在拥有一定财富、享有一定权力、在等级结构中占据一定地位的精英人群中才会引发共鸣。可这一局限性也不意味着彻底否定。这根本就不是非此即彼式的选择。差异、混成和流动本身不具备解放性，可真相、纯净和静止亦是如此。具有真正革命性的实践必须提及生产。真相不会让我们自由，可控制真相的生产却能做到。流动性和混成性自身不能做到解放，可控制流动性和静止性、纯净性和混成性的生产却可以解放。帝国的真正真相委员会将是由民众组成的集合，它将是生产真相的社会工厂。
穷人
每一历史时期都会确定下一种社会主体，这种社会主体以一种普遍存在的生活形式与核心，存在于一切时刻，且在每一地点都有着相同的形态。我们所说的可不是有权者和富人的生活形式，那些人代表的只是不具全面性的地方形象。惟一贯穿于所有地域和时代，能称得起纯粹差异的“共同之名”的是“穷人”。穷人一无所有，遭受排斥、压迫、剥削可他们仍在生存！穷人是生活的分母，是民众的基础。后现代主义著者们极少在他们的理论叙述中采用穷人的形象，这是个奇怪的现象，同时也喻意深刻。说它奇怪是因为穷人从某些方面说是永恒的后现代者：穷人的形象代表着一种差异的、流动的主体，一种横越两端、无处不及的主体。
第七章 转变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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