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共同之名——穷人—也是一切人类可能的基础。马基雅维利指出，在“回返起始”的途中(这标志着宗教和意识形态现代性的革命阶段)，穷人总是被视为拥有预言的能力：穷人不仅存在于世界之中，更是这个世界的可能。生活在赤贫和痛苦中，惟有穷人才能活出实实在在的，也是当前的存在，故而也惟有穷人才有更新存在的能力。穷人组成的民众拥有神性，可这种神性并不指向什么超验之物。相反，就在这里，在这个世界中，在穷人的存在中，内在之域被展现出，获得确认和加固，它的门户被开启。穷人实质为人间上帝。
今天，超验上帝的幻影也最终消散了。穷人打碎了那一形象，接收了他的力量。许久以前，现代性的帏幕在拉伯雷的笑声中徐徐升起。后来，在原始积累的过程中，无产阶级崛起为一个集体主体，可在物质性和内在性中表达自身。它成为穷人组成的民众，不仅预言，更从事生产，因此也打开了具体实在，而非虚拟人的可能之途。最后到了今天，在生产的生态政治统治下和后现代化的过程中，穷人成了一个被压制、被剥削的形象，可他们又是生产的代表者。新的意义也正在于此。在今天，在每一寸土地上，在“穷人”这个概念和这个共同之名的根基中都存在着生产关系。为何后现代主义者读不出这种发展轨迹？他们告诉我们说，在生产中，横越一切的语言关系已侵入统一和抽象的价值世界之中。可是，在横越一切领域的范围内从事生产的主体究竟是谁？又是谁赋予语言以创造性的意义？谁受到压迫，但仍在欲求？谁沦落为贫穷但仍力量强大，且越来越强大？这一切除了穷人，更有谁能做到？在全球生产的统治下，穷人的杰出已不仅限于他们的预言能力。在创造利益共同体的过程中，他们的身影已不可缺少。贫穷本身已成了力量。存在着世界贫穷，可首先存在着世界可能，也只有穷人才能做到这一点。“像鸟一样自由”，马克思用这样的字眼形容无产阶级。在现代性之初，在原始积累的过程中，无产阶级获得双重解放。首先，他们从封建领主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不再是封建领主的财产（也就是说，无产阶级从农奴制中得到解放)；其次，他们从生产手段中获得解放。无产阶级同土地相分离，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他们再无第二件可售之物。在这一意义上，无产阶级被强迫成为财富的纯粹可能。然而，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主流却始终憎恶穷人，其原因正是他们“像鸟一样自由”，他们不受工厂的约束，也不受为了创建社会主义所必须有的纪律的约束。20世纪50年代早期，维多里奥·德·西加和西扎尔·扎瓦提尼拍了一部名为《米兰奇迹》的电影。在这部优美的电影的结尾，两位导演让穷人乘上扫把飞离。这部影片遭到当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代言人的猛烈抨击，被贬为空想，想想这件事，其中喻义也就不言而明了。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