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说法，在后现代感受的根源中，同时也在后现代主义这个概念的构建过程中，我们可以遇到一群法国社会主义哲学家。在他们年轻时，这群人曾赞美过工厂纪律，赞美过实在社会主义那金光耀眼的地平线。但在1968年的危机之后，他们幡然悔悟，放弃了青年时的理想。他们宣称，共产主义重新分配社会财富的姿态不会有任何用处。今天，还是那批人，他们玩世不恭地解构，嘲笑一切对抗交换价值的普遍胜利的斗争。媒体和媒体制造的文化告诉我们：这批哲学家认识到了世界的新时代的来临。可真相并非如此。后现代性的发现存在于将穷人再推到政治和生产领域之中心的努力中。真正具有预言威力的是查理·卓别林那“鸟一般自由”的笑声。他已摆脱了一切空想幻影，最重要的是，他已把一切解放的戒律甩在身后。他对“摩登时代”进行阐释，可同时他又把穷人之名同生活联系在一起。那是解放了的生活，解放了的生产力。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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