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其他学科一样，政治科学也已得到很大的改善。现在，许多原则的作用已被详细理解，而我们的古人对它们要么一无所知，要么一知半解。将权力规则地划归不同部门；引入立法平衡和制约；建立由法官组成的法院；由人民自己的选举选出代表，以在立法机关中代表人民；所有这些要么是全新的发现，要么在现代时代才得到重大改进和完善。要保持共和政府的优越，减少和避开它的不足，这些就是途径，而且是强有力的途径。①
尽管我们的先辈的笔下流淌着浓重的宗教色彩，真正形成的却是一种世俗的、内在的思想。这种思想重新发现了文艺复兴的革命人文主义，并将其完善，使其成为一种政治和宪制科学，权力可由在网络系统中自我规范、自我安排的一系列权力构成；主权可在广阔的活动领域内实施，可被分割，又不会因此而损害它的统一性。它一直服从于民众的创造运动。
当代历史学家，如J.G.A.波科克(J.G.A.Pocock)在理解美国主权概念同欧洲现代主权概念的分离方面走得相当远，他们将美国宪法和政治主权概念的发展同马基雅维利式传统联系起来。①他们不是将美国宪法与巴罗克式、反改革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这种马基雅维利主义和为国家以及随之而生的一切不平等的辩护有联系)，而是与共和马基雅维利主义的传统相联系。继激发起英国革命中革命者的斗志后，这一传统又在大西洋畔的流放地上得到重建，而完成重建工作的就是一批被打败，却未被消灭的欧洲民主主义者。②在马基雅维利本人的著作中，共和传统确有厚实的基础，首先是马基雅维利关于权力的概念，权力被视为一种生成性力量，是内在社会动力的产物。对马基雅维利而言，权力总是共和性质的，它总是民众生活的产物，它构成表达民众生活之基础。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中的自由城市就是承载着这一革命原则的乌托邦。马基雅维利的第二条原则是这种民主主权的社会基础总具有冲突性。凭借反制权力的出现和交互作用，权力才得以被组织起来。因此，城市是一种生成性力量，在它不断形成的过程中，各种社会冲突被表达出来。也正因如此，城市才得以形成。马基雅维利本人正是如此解读古罗马的共和组织，而文艺复兴的城市观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成为现实主义政治理论和实践的基础：社会冲突是权力稳定的基础，也是城市扩张的逻辑。马基雅维利的思想触发了一场哥白尼革命，将政治重绘为永恒运动。上述就是共和马基雅维利传统给大西洋畔形成的民主教义的指导。③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参阅 AlexanderHamilton,James Madison 和 John Jay 的相关文章，这些文收录入文集TheFederalist,Max Beldt 编(Oxford:Blackwell,1948)。
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