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跃进中，一系列新特点界定着国家内部秩序，而新的超国家秩序同那些特点有着明显的对应关系。①在初次尝试对新的超国家秩序进行界定时，认识到这一点就不错了。我们要认识到，这种对应关系(可以说它是凯尔岑式的，不过现实多了)并非“由内及外”，以内部秩序推演出国际体系，而是“由外及内”，以超国家秩序推演出国家内部的法律体系。两种体系的基本特点都包含着霸权，它体现在如司法程序、预防手段等法律行为中。规范、禁忌、压制由此而生，跟随着程序的发展而成形。国内法律和超国家法律的新功能之所以会有相对的(也是有效的)契合，其原因首先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它们都作用于一个相同的领域—危机。然而，正如卡尔·施密特所言，危机体现在法律应用之上时，我们应将关注聚焦到法律的产生时刻的“例外”行动之上。②国内法或超国家法都由自身的例外而得到界定。
在此，“例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功能。为了控制和支配这样一种完全处于流动之中的情形，就必须赋予进行干预的权威以某些权力。首先，要使权威有能力在“例外”时界定对干预的需求；其次，使其有能力发动用于应付危机时期繁杂众多情况的军力和设施。因此，这里以干涉的例外性的名义，产生了一种实为警察权的权利。新权利是在以重建社会平衡为目的的对阻止、压制和修辞力量的运用中形成的，这一切正符合警察的行为。这样，我们就可以根据警察的行动和警察创造、维持秩序的能力识别帝国权利的起源和固有来源。帝国秩序的合法性支持着警察权力的运用，而同时全球警察力量的活动证明了帝国秩序的真正效率。这样，控制“例外”的法律力量和运用警察力量的能力成为了两个定义帝国权威模式的初始坐标。
第一章 世界秩序
①关于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在法律上的转变，读者可参阅 Michael Hardt 和 Antonio Negri的合著Labor of Dionysus : A Critique of the State-Form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Press,1994)的第六和第七章。
②很奇怪，在这场国际主义的论争中,Carl Schmitt被用到的惟一一部著作是Der Nomos derErde im Vølkerrecht des Jus Publicum Europaeum(Cologne:Greven,1950)。实际上,他在这方面更为重要的著作是Verfassungslehre(Berlin:Duncker&Humblot,1993)。他首先试图界定什么才具有政治性，正义的生产又是什么，在此基础上他发展起自己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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