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民主原则是乌托邦式的开端，它直接响应于真实的历史进程和时代危机的要求。同样，在斯宾诺莎的著作中，对现代主权的批判发自历史进程内部。针对君主和贵族力量，斯宾诺莎将民主界定为政府的绝对形式，因为在民主制下，统治的是整个社会和全体民众。实际上，民主制是惟一可实现绝对的政府形式。最后，对马克思而言，每一种解放的开端—从工资斗争到政治革命——都提出使用价值的独立性，以反抗交换价值的世界、反抗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但这种独立性又存在于资本主义发展自身之中。在上述的所有例证中，对现代性的批判都位于权力形式的历史演化之中，都是在寻找着外部的内部。即便在对外界最极端、最激进的追寻中，内部仍被作为基础，有时作为负面基础。马基雅维利的新共和国的形式，斯宾诺莎的民众民主解放，还有马克思的国家的革命废除，在所有这些理论中，内部都存在于被投射为乌托邦的外部之中。
我们并不是想暗示现代对现代性的批判从未真正达到能引起视角转换的破裂点，也不是想表示这些现代批判对我们的工作毫无益处。马基雅维利的自由、斯宾诺莎的欲望、马克思的活劳动，这些都是包含着真正改变力量的概念，这是一种面对现实，并超越既有生存条件的力量。之所以这些批判概念的力量能摆脱它们自身同现代性的暖昧关系，这主要在于它们被作为本体需求而提出。①现代对现代性的批判的力量所在之处，也正是资产阶级现实主义的敲诈被拒绝之处。换句话说，当乌托邦式思想摆脱了将其限制于现有领域的同系现象的压力，一种新的形式就诞生了。
外界不再存在
在许多不同的现代话语中，内部和外界所占的领域，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有着不同的构形。①不过，我们认为，内部和外界的空间构形是现代思想中一个较普遍，也较具基础性的特征，在从现代到后现代，从帝国主义到帝国的转变中，内部和外界间的区分正越来越模糊。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 关于现代形fi上学和政治理论的关系，请参阅 Antonio Negri的专著 The Savage Anomaly(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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