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转向帝国社会的过程中，现代状态的第一个方面仍保持原状，也就是说，主体性仍是在社会工厂中被制造出来。实际上，社会制度的主体性生产在方式上更加集中。我们可以说，当社会构成论这一现代理论已走到极端，当一切主体性都被确认为人造品时，我们也就达到了后现代时代。然而在今天，正如人们都在说的那样，所有涉及到的机制几乎在所有地区都陷入了危机。既然如此，上述的一切又怎么可能呢？现代制度的普遍危机并不一定就意味着那些制度已不再生产主体性。真正已发生了改变的是第二个条件。这也就是说，对主体性生产地点的界定已不同于以往。换而言之，危机意味着今天，曾在过去界定各种制度的有限空间的封闭边界已崩溃，从而令原先主要在各制度的高墙之内发挥作用的逻辑现在已扩散到整个社会领域。内部在外界已变得难以区分。
尽管这是一场无所不在的危机，但在不同情况下，其表现也有很大差异。举例而言，在美国人口中，核心家庭的比例持续下降，而被囚禁人口的比例都在持续上升。核心家庭和监狱这两种制度都处在危机之中，因为它们发生效力的地点都已变得越来越不确定。人们不应该认为，核心家庭的危机已带来父权的衰落。相反，在整个社会领域，“家庭价值”的话语与实践似乎无处不在。老式的女权主义口号“个人也是政治”已被颠倒了过来，以至于公众和私人之间的划界已彻底破碎。②同样，监狱的危机意味着卡瑟罗(carceral)逻辑和技术正日益扩大到社会其他各领域。在帝国社会中，主体性的生产正越来越趋向于不受任何具体地点的限制。一个人总是仍在学校中，仍在监狱中，等等。这样，随着边界的普遍崩溃，制度的功能同时得到广化和深化。生产地点的不确定性，相对应于生产出的主体性在形式上的不确定性。这样，帝国的社会制度可被视为处于由主体性的生成和衰败构成的流动过程中。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参阅 Deleuze 和 Guattari 合者的 A Thousand Plateaus。
②参阅 Lauren Berlant 的专著 The Queen of America to Washington City: Essays on Sex and Citizenship(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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