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转变并不仅限于主要国家和地区，而是趋于普遍到整个世界，尽管各地程度不同，殖民地当局在为自己辩白时，总是为其在殖民地建立起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大唱颂歌，说这些制度将构成新市民社会的背景。在现代化过程中，最强大的国家向外输出自己的制度形式；而在当前的后现代过程中，被输出的则成了制度的普遍危机。帝国的制度结构就像一套带病毒的软件程序，不断地调整着、败坏着周围的制度形式。帝国的控制型社会正趋于成为今日各地的秩序。
帝国的三项必需
帝国的控制手段实际上由三个分界明确的阶段构成：首先是包容阶段，紧随其后是区别阶段，最后是操控阶段。第一阶段代表了帝国宏大、自由的一面。一切都被迫进入帝国的疆界之内，不管他们的种族为何、教条为何、肤色为何、性别如何、性倾向如何。在包容阶段，帝国对一切差异视而不见，它在接受时完全不做任何区别。它把僵硬的、难以操控的，从而也易于引起社会冲突的差异撇到一边，从而达到了普遍包容。①把差异撇在一边，它要求我们把差异视为非本质、相对的。它也要求我们想象出一种状态的存在，在这种状态中差异并非不存在，但可被我们所忽略，一层忽视的面纱为普遍接纳做好了准备。当帝国对这些差异视而不见时，当它强迫自己的成员把这些差异撇在一边时，就能够出现一种横跨整个帝国空间的广泛共识。实际上，把差异撇在一边也就意味着抽去帝国的各种构成主体的潜能，由此而产生出的中性权力公共空间使普遍权力观的建立和合法成为可能，而帝国的核心也将由这种权力观形成。产生于包容性、中性、无差别性的法则就是一种普遍基础，因为它同时应用于在帝国的规则下所有存在的和可能存在的主体。故而，在这第一阶段，帝国就是一部普遍融合的机器。它张开大嘴，食欲无穷。它邀请所有人和平地走入它的领域。帝国从不加强它的边界以把其他人驱赶走。相反，它把人们拉入它的秩序，就如一个巨大的漩涡。由于差异或受到抑制，或被撇到一边，帝国成了一种平滑的空间，主体可滑行于其上，而遇不到大的阻碍或冲突。
第九章 帝国主权
①帝的自由秩序取得那种JohnRawls所说的“跨越的共识”，所有人被要求把他们的主义搁置在边，以为宽容服务。参阅 John Rawls 的专著Political Liberali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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