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实施控制的第二阶段是区别阶段，它涉及到对被接纳的差异的肯定。从司法角度看，差异必须被撇到一边；可从文化角度看，差别应受到欢迎。既然现在，这些差别已被视为是文化的、偶然的，而非生理的、原质的，它们就被认为不会对帝国的共同性核心或广泛共识构成冲击。它们都是非冲突性的差异，属于那种必要时，就可撇到一边的差异。举个例子，自从冷战结束以来，在社会主义和前社会主义国家中，少数民族认同感得到了美国、联合国及其全球性政体的支持，正被(再)制造出来，地方语言、传统地名、手工、艺术及其他许多诸如此类之物都受到称道，被视为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重要成分。①这些差异都被想象为是文化性的，而非政治性的，因为人们认为它们不会造成不可控制的冲突。相反，它们将作为一种和平的地区同一力量而发挥作用。与之类似，美国官方对多元文化主义的许多促进也涉及对传统的民族和文化差异的称颂。总而言之，帝国并不制造差异，它只是拿来已有差异，再加以利用。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 关于中国的民族认同的(再)出现，参阅 Ralph Litzinger 的文章“Memory Work:Reconstitu-ting the Ethnic in Post-Mao China”,该文利载于Cultural Anthropology,13, no.2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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