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帝国控制的区别阶段之后，就必须是对这些差异的操控和等级分化。殖民力量寻求确定纯正的、分离的同一性，而帝国则借助流动和混合而繁荣。殖民工具是一件锻造出固定的、区别明确的塑件的模子，而帝国的社会控制则借助于调节来发挥其功能，“就像一个从一刻到另一刻不断变化的自我毁灭的塑件，又像一个图案在不停变化的筛子。”①殖民主义者只设立一个等式，也只给出一个答案，而帝国则面临着复杂的多元变量，也接受多种不同答案。尽管这些答案没有一个是完整的，却都是有效的。
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认为殖民主义更注重意识形态，而帝国则更注重实用效力。作为一个例证，让我们看一看20世纪初，在新英格兰的工厂和阿巴拉契亚山区的煤矿中实行的帝国式行径吧。这些工厂和煤矿主要依赖新近来自东欧国家的移民劳力，这些移民中的许多人把本国的工人斗争传统也带入美国。然而，工厂和矿山的老板们并未因此就避免把这些具有潜在爆炸力的工人混合在一起。实际上，他们发现，只要对同一车间和矿井中不同民族背景工人的构成加以精心控制，就可形成强有力的控制模式。在每一工作单位内，其成员在语言、文化、民族上的差异具有稳定功能，它们可被用作对抗工人组织的武器。使不同的同一性不会在美国这个熔炉中分解，确保每一民族群体继续居住在分隔的社区中，保存各自间的差异，这有利于老板的利益。
从近年来中美洲地区的香蕉种植园所采用的劳工管理作法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策略。②在劳动过程中，多元的民族分裂成为对劳工控制的一个成分。当地的工人民族群体祖籍为欧洲、非洲的不同国家，也有不少来自不同的美洲印第安群体。当地跨国公司就据此对他们进行不同方法、不同程度的剥削。其实已证明，沿着民族和同一性分界线而展开的分裂和冲突提高了资本的盈利，也便利了资本对劳工的控制。理所当然，彻底的文化同化不会成为帝国的首先策略。(这同帝国的司法融合形成对比。)在20世纪末，不仅在欧洲，同时在亚洲、非洲和南北美洲都再次出现了民族和国家差异。这使得帝国中的等式愈发复杂，其中包含了数不清的变量，且处在恒常的流变状态之中。这一等式并没有一个惟一的答案，这其实并不成为问题。恰恰相反，偶然性、流动性和灵活性恰恰是帝国力量之所在。帝国的答案并不是否定或淡化差异，而是肯定它们，在有效的控制系统中安排它们。
第九章 帝国主权
①参阅 Gilles Deleuze的文章“Postscript on Control Societies”，收录于论文集Negotiations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5)。
②参阅 Phillipe Beourgois 的专著 Ethnicity at Work : Divided Labor on a Central American Ba-nana Plantation(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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