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马克思的思路趋向于认为，在某一时刻资本主义限价和需求的政治进程将在世界水平上会合和重叠。民族国家在他的作品中扮演的仅是一个短暂的角色。资本主义发展进程决定了起着全球生产体系作用的限价与剥削，而出现在该领域内的每一个限制长远地看来都将被克服。“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他写道，“本来就直接包含在资本概念以内。每一种界限都表现为急待克服的限制。”①只有当所有有限的限制被克服以及当国家和资本有效地合成之时，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才可能写就。换而言之，民族国家的衰弱在深层次上乃是国家和资本间关系的充分实现。“资本主义获得胜利，”正如费迪南多·布罗代尔所说，“只有在它与国家取得认同，而且就是国家本身之时。”②如今也许要草拟出马克思的两个缺失卷最终是可能的(如果有人仍然觉得必要);或者索性遵从他的方法的精神，将马克思论国家与世界市场的观点搜集在一处，有可能尝试着写出一篇批判帝国的革命性文章。
对国家和世界市场的分析也因为另一原因在帝国里成为可能，因为在发展的这一点上，阶级斗争没有局限地对权力的组成施加影响。已取得全球化层次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直接面对着大众，毫无回旋的余地。于是这种辩证法，或者是关于界限及其组织的真正科学就此逝去。阶级斗争将民族国家推向废弃并进而超越它所造成的限制，由此使得帝国的构建成为分析和冲突的所在。在没有这一限制之后，斗争的形势完全打开了。资本与劳动以直接对抗的方式相对立。这就是每一个共产主义政治理论的基本条件。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 Marx, Grundrisse.
② Ferrand Braudel, Afterthoughis on Material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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