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现代性和摆脱现代性
在反殖民化和反中心化时期，冷战是全球景象中的主角，但在今天看来，我们的印象是它的角色其实是次要的。尽管冷战所放射的负面影响扼杀了美国的帝国大计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工程，这些其实是整个进程中的小因素。影响也许超越了冷战历史的真正重要的因素则是在现代化和发展的掩盖之下第三世界巨大的后殖民转变。最后，这一计划相对独立于冷战的动力和束缚，而且事实上几乎可以说对于第三世界两大世界权力集团间的竞争只是加速了解放的进程。
当然，的确，在此期间引导反殖民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第三世界精英与冷战划分的一边或另一边有着意识形态上的牵连，且在两种情况下他们以现代化与发展的名义定义了大规模的自由运动。然而对我们来说，尽管稳稳地处在现代性的远端，却不难发现悲剧性地缺少了从解放转到现代化所运用到的视角。现代性的神话以及由此产生的主权、国家、规训模式等等的神话其实是精英阶层排他的意识形态，可这并不是这里最重要的因素。
由大众决定的解放的革命进程事实上超越了现代化的意识形态，而在此过程中体现了一种主观性的大规模新生产。这种主观性不可能包含在美苏两极关系中，也不在两个相互竞争的体制内；两者都只是再生了现代性的统治模式。当1955年万隆会议上尼赫鲁、苏哈托和周恩来走到一起时，或者当不结盟运动首先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时，所要表达的并不是他们国家贫穷的严酷性，也不是重复现代性光荣的希望，而是所属的众多人口自身产生的巨大的解放潜力。①这一不结盟观首先体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 关于对万隆会议及其意义的有趣的个人记录，见 Richard Wright, The Color Curtain:A Report on the Bandung Conference (New York: World,1956)。会议主要演说词见 George Mc-Turnan Kahin, The Asian-African Conference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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