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了一种新的普遍的愿望。
解放之后如何行动才能不落到一个阵营或另一个阵营的统治之下，这个问题依旧没有回答。相反，清楚且颇具潜力的则是超越现代性的主观性。当苏联革命不能再向前进或者当它们没能找到超越现代性之路时，这些革命作为发展的替代品的乌托邦意象就此消失了。美国发展的模式看上去同样结束了，因为整个战后时期美国将其自身更多地展现为老帝国主义的警察力量，而不是新希望的代表。被统治的人民为解放进行的斗争始终是一种爆炸性和不可抑制的混合物。到20世纪60年代末，影响已经达到世界每一处空隙的解放斗争显示成一种力量，一种流动性，以及一种形式的弹性，后者将资本主义现代化(在它的自由和社会主义的双重外衣下)设想驱赶到宽阔的大海之上，并在那里失去了方位感。在美苏两极分化的幕后，它们能够分辨出一种单个的规训性模式，并且以大规模的运动方式与这种模式进行斗争，采取的形式多少有些含混，有些神圣化，但却很真实。这种宏大的新主观性间接指向一种范式的转换并使之成为必然。
现代主权的理论与实践的不足在这一点上显露无遗。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即使规训的现代化模式已影响到全世界，即使宗主国启动的福利政策已变得不可阻挡且为附属国的领导者天真地拥护，而且甚至即使在这个相互交流的媒体和网络的新世界中，现代主权的机制不再足以统治这些新的主观性，我们应该在此指出，随着现代主权模式丧失了功效，经典的帝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理论同样也丧失了它们所有的一切解释性功能。总体上说，当这些理论考虑到超越帝国主义时，它们视之为一个将和现代化完美延续现代的主体性模式的一个进程。然而，发生的事情恰恰相反。一体化的主体性、各国人民和被压迫阶级就在它们进入现代化进程中那一刻开始改造和超越它们。为解放进行的众多斗争则在它们处于世界市场的附属地位时认识到现代主权的不充足和可悲的基础。剥削和统治不可能再以它们的现代形式予以施加。当这些大规模的新的主体力量从殖民化中涌现和达到现代性，它们认识到基本任务不是进入现代性而是要摆脱现代性。
第十一章 规训的可统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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