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的社会运动”的各种分析业已极大地帮助了坚持文化运动的政治重要性，文化运动反对的是使它们的意义最小化的狭隘的经济视角。②然而，这些分析自身是极其有限的，因为就像它们所反对的视角一样，它们永久地保持着对经济和文化运动的狭隘理解。最为重要的是，它们没有认识到文化运动的深刻的经济威力，也未真正认识到经济与文化现象的不断增长的不可识别性。一方面，资本主义关系正在扩张，以吸纳各方面的社会生产与再生产，即整个生活范畴。另一方面，文化关系正在对生产过程和价值的经济结构进行重新定义。一种生产体制，首先是主体性生产的体制正在遭到摧毁，而另一种则在巨大的斗争积累中产生。
以价值与劳动的戏剧化的修正为中心，这些主体性生产的新轮回在规训性的社会组织之内并以反对它的方式得以实现。这些运动预示着资产阶级意识到一种生产中范式转化的需求，并决定了它的形式和本质。如果越南战争尚未发生，20世纪60年代还没有出现工人与学生的暴乱，没有1968年及妇女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并且没有整个一系列的反帝斗争，资本可能会满足于维持它自己的权力安排，欣喜于已经免除了转变生产范式的麻烦！它一定因为好几个理由感到满意：自然的发展极限很好地服务于它；它被非物质劳动的发展所威胁；它知道世界劳动力的颠倒的流动性和混合性为新的危机和为一种从未经历过的秩序进行的阶级冲突可能性。生产的结构重组，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从现代化到后现代化，均源于一种新的主体性的上升。①从完善规训性体制的阶段到随后的转变生产模式的阶段的这一历程的发展动力来自于下层的构成已经变化了的无产阶级。资本并不需要发明一种新的范式(即便它能够这样做)，因为真正开创性的时刻业已产生。资本的问题恰恰在于要统治一种新的构成体，它已经在与自然和劳动的一种新关系、一种自主生产的关系中自主地生成和予以界定。
第十二章抵抗、危机与改革
①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女权主义运动提出拒绝的历史，见 Alice Echols, DaringtoBeBad : Radical Feminism in America, 1967-1975(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9)。
②例 Judith Butler, “Merely Cultural,"New Left Review, no.227(January-February 1998)。按 这些线索对“新社会运动”的政治阐释的最具影响力的文本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London: Verso,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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