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点上规训体制已变得完全无用，必须被抛弃。资本必须完成一种对新的劳动力质量否定的反射和倒置；它必须调整自我以便能再次进行控制。我们怀疑，由于这一原因，已经最为倚重且最为聪明地依赖于规训生产模式的极端现代化(诸如日本和东亚资本主要成分)的大工业和政治力量正是那些在此进程中受苦最深重的。资本能够在新世界中发展的惟一模式就是去适应并管理新兴非物质的、具有合作性、交流性和情感特点的劳动构成。
苏联式规训的死亡的痛苦
既然我们对新范式的条件和形式已有一个初步的了解，我们想简洁地考察一个重大的主体性结果，这种范式转移在运动过程中决定的结果就是苏联体系。我们已同苏联世界的许多学者共有①的论点是：该系统由于其在结构上不能超越控制的可统治性的模式而陷入危机、分崩离析，与之相关的还有福特主义和泰勒主义的生产模式，以及其政治控制的形式，后者是凯恩斯一社会主义的方式，因而只是内在地现代化，外在则是帝国主义的。它在调整控制的部署和生产的工具以适应劳力变化方面缺乏弹性，这加重了转化的种种困难。由长期的高度的现代化承传下来的苏维埃国家的严重的官僚体制，使得苏维埃权力不可能在必要的时候对新需求和新愿望作出反应，它们由全球涌现的主体首先在现代化进程之内、继而在外围表达了出来。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 见 Antonio Negri, The Politics of Subversion: A Manifesto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Oxford: Polity Press,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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