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性的挑战基本上不是被敌对的力量，而是由新的劳动力主体及其新的智力与交流的构成物凸现出来。这种体制，尤其以它不自由的方面，是不能够对这些主体的需求作出充分反应的。这种体系本可以持续，而且有一段时间的确继续在规训的现代化基础之上工作，但它不可能将现代化同劳力的新的流动性和创造性联系在一起，后者正是给新的模式及其复杂的机制带来生命力的基本条件。在星球大战、核军备竞赛和空间探索的背景下，苏联也许从技术与军事的观点来看仍能跟上它的对手，但其制度不足以支撑在主体性战线的竞争冲突。换而言之，它不可能恰恰在真正的力量冲突快要结束的地方进行竞争，它也不可能面对经济体系的比较生产率的挑战，因为先进的交流和控制论技术只有在扎根于主体性时才有效，或者在它们被生产的主体性所激活的时候才更有效。对苏联体制而言，掌握住新的主体性的力量是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
那么，根据我们的论点，在斯大林统治的最终戏剧化的几年与赫鲁晓夫失败的革新之后，勃列日涅夫的体制对已经达到一个较高成熟水平的生产性市民社会予以冻结，这一社会在战争和生产率带来巨大的流动性之后正要提出社会的和政治上的认可。在资本主义世界，大规模的冷战宣传和非同异常的生产谬论和错误信息的意识形态机器，阻止我们看到苏联社会真正的发展和掩盖于其中的政治辩证法。冷战意识称该社会为专制集权，可事实上它是一个混杂着极其强劲的创造力与自由的社会，如同经济发展和文化现代化的节律一样强劲。苏联最好被理解为一个官僚的独裁国家，而不是一个集权专制的社会。①而且只有当我们抛开这些扭曲了的定义之后，才能看到苏联的政治危机如何产生和再产生，直到最终埋葬了该体制的那一步。
第十二章抵抗、危机与改革
①例如，F.J.主张苏联的崩溃“不是因为它的失败，而是因为它的成功，至少就现代化而言”。"Actually Existing Marxism,"in Saree Makdisi, Cesare Casarino, and Rebecca Karl, eds.MarxismBeyond Marxism(London:Routledge，1996)。更普遍地论及冷战宣传(从双方角度)如何使我们看不到苏维埃体制内社会历史的真实运动，见Moshe Lewin，The Making ofthe Soviet System(New York: Pantheon,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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