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自主政治范围的削弱也标志着任何独立空间的削弱，其中革命能在全国政治体制中涌现，或者社会空间能利用国家的各种工具达到改造。对抗力的传统观和普遍反对现代主体性的抵抗的观念由此变得可能性愈来愈小了。这种形势在某些方面和马基雅维利在另一个时代所面临的形势相似：由神圣公国或真正的早期现代国家权利所掌握的“人文主义”革命或抵抗运动走向可怜的、灾难性的“失败”。马基雅维利认识到个体英雄(以鲁塔克的英雄风格)的行为甚至再也不能接触到新的公国的主权。必须发现新型的抵抗势力以充分适应新的自主权的构成。而今我们也能看到，传统的抵抗形式，诸如贯穿19和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发展起来的机构化的工人组织，已经开始失去权力。需要再一次发现一种新型的抵抗。最后，传统的政治和抵抗范围的削弱由改造民主国家来进行弥补，这样它的功能已被整合进跨国公司全球水平上的控制机制。国家控制剥削的全国民主模式在资本主义宗主国家发生着作用，只要它能够以一种运动的方式规范不断增长的冲突性一换而言之，只要它能够保持国家计划的发展与乌托邦的前景生机勃勃；首先只要单个国家中的阶级斗争决定了一种权力的二元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结构能够置身干这种权力之上。就这些条件已经消失的程度而言，用真实的和意识形态上的语言来说，民主资本主义国家已然自我毁灭。单个政府的统一性已被分散和体现在一系列的单个实体(除了传统的单个实体之外，还有银行、国际规划组织等等)上，它们都不断地寻求权力的跨国层次的合法性。
对超越民族国家的宪法控制之上的跨国公司崛起的认可却不应该引导我们去思考如此的宪法机制和控制已经削弱，而相对独立于民族国家之外的跨国公司倾向于自由地竞争和管理自身。相反，宪法的功用已移位到另一层次上。一旦我们认识到传统的国家的宪法系统受到削弱，我们不得不探索权力是如何在一个超国家的层面上得以宪法化——换而言之，帝国的体制是如何开始形成的。
第十四章 混合的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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