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我们的观点，在欧洲背景之下，我们最感兴趣于NGO组织的下属机构，它们努力代表我们当中的最少数，即那些无法代表它们自身的人们。这些NGO组织有时被广泛地描述成人道主义组织，事实上它们已进入当代全球秩序中最强大和最重要的组织行列。它们的任务并不是真的要推进任何有限群体的特定利益，相反将直接代表全球和普遍的人类利益。人权组织(如大赦国际和美洲观察组织)、和平团体(如和平监督组织)以及卫生和饥荒救灾机构(如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和无国界卫生组织)全都保卫人类的生命免受折磨、饥饿、屠杀、监禁和政治暗杀。它们的政治行动依赖于一种普遍的道德召唤一—关键在于生命本身。在这方面，说这些NGO组织代表那些不能代表他们自己的人们(战争人口，饥饿群体等等)或者甚至说它们代表全体世界人民，也许是不确切的。它们不止如此。它们真正代表的是构成“民众”基础的生命力，由此它们将政治转变成一个一般生命的问题，即所有普遍性的生命。这些NGO组织在生态力量的土壤中广泛扩展，它们是当代权力网络的毛细血管，或者(回到我们广义的比喻)说它们是全球权力三角关系的广泛基础。这里在这个最广泛和最普遍的层次上，这些NGO组织的活动和“超越政治”以外的帝国的活动在生态力量的层面上巧合，并满足了生命自身的需求。
波利比奥斯和帝国政府
如果我们从经验描述的水平后退一步，我们可以很快认识到业已涌现出来的功能和要素的一分为三，允许我们直接进入帝国的问题所在。换而言之，当代经验的形式类似于帝国权力的理论描述，后者则是波利比奥斯为罗马建构的最高形式的政府和传承给我们的欧洲传统。①对波利比奥斯而言，罗马帝国代表了政治发展的顶点，因为它将权力的三种“好”形式归到一起—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包含在帝王、议会和大众的“平民会议”的成员之中。帝国阻止了这些好形式降级成为腐败的邪恶循环，其中君主成为暴政，贵族成为寡头，而民主成为暴民统治或无政府主义。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 Polybius, The Rise of the Roman Empire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9).
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