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们来说，似乎在某些方面最初古老的波利比奥斯的帝国政体模式比现代自由主义传统对它的改造更接近于我们的现实。如今我们再一次处在权力及其积累的衍生阶段，其中对功能的考察基本来自于权力的各种关系及物质性的角度，而不是从一个可能的平衡和整体权威性安排的形式化视角出发。在这个帝国形成的阶段中，立宪主义的现代发展所表达的需求(如权力的瓜分和程序的形式的合法性)并未受到极高的重视(参见第一章)。
人们甚至可以辩解说我们构建帝国(在形式上)的经验真的是政府“糟糕”形式的发展与共存，而不像传统所掩盖的“好”形式的假象。混合构建的所有因素事实上第一眼看就显得像一个哈哈镜。君主政体没有落实权力统一性的合法化和超越的条件，而是呈现为一个全球的警察力量，继而成为一种暴政形式。跨国的贵族制似乎更倾向于金融投机而不是企业的道德，因而表现为一种寄生性的寡头政治。最后在这个框架内，应该构成帝国机器的积极和公开的要素的民主力量显得更像集体的力量，像一整套迷信和原教旨主义，在尚未完全反动的时候背叛了一种保守的精神。①在单个国家内和国际水平上，这种有限的帝国“民主”的空间被塑造为“人民”(一个组织起来的捍卫既定特权和财产的个性)，而不是“民众”(自由和生产实践的普遍性)。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 论从身体的模式到美国宪法的功能模式的转化，见 Antonio Negri, Il potere costituente: saggio sulle alternative del moderno(Milan:Sugarco,1992)。
②在此可以有趣地发现，至少从魏玛共和国的宪政开始，欧洲大陆的宪政思想的传统也已经采 纳了这些被认为只属于盎格鲁一萨克森世界的原则。这方面德国传统的基本文献见Max Weber, Parlament und Regierung im neugeordneten Deutschland (Munich: Duncker&Humblot,1918);Hugo Preuss, Staat, Recht und Freiheit (Tübingen: Mohr, 1926); and Hermann Heller, Die Souveranität(Berlin:W. de Gruyter,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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