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杂的政体
然而，如今正在出现的帝国没有真正地回归到古老的波利比奥斯式的模式，即便在其否定的和“坏”的形式上也是如此。当代的组织可以更好地用后现代术语来理解，即超越现代、自由的混合政体的模式之上的一种演进。司法的形式化框架、政体的保障机制和平衡的模式全都沿着从现代到后现代层面的两个基本轴线得以改造。
第一个改造的轴线涉及到政体中混合的本质—从古代和现代的单个实体或功能的混合模式到当代形势下政府职能杂交化进程的一段历程。真正归化的进程和将劳动归属到资本、将全球社会吸纳到帝国之内的进程迫使权力的角色破坏业已定义了它们关系的空间标准和距离，将各种角色融合为混杂的形式。这种空间关系的变异转变了权力自身的实施。首先，后现代的帝国的君主制包括对世界市场的统一性的统治，由此它被用来保证商品、技术和劳动力的流通—保证事实上整体的市场维度。但是君主权力的全球化进程只可能在我们从君主制同其他权力形式一起运行的系列杂交化方面考虑它们时才有意义。帝国的君主制并不位于一个单独的可以孤立起来的地方———我们的后现代欧洲没有罗马。君主政体自身是多形式和空间分散的。这种混杂化的进程在贵族职能的发展方面甚至更加清楚，具体地说是生产网络和市场的发展与表现。事实上，贵族制的职能倾向于和君主制的职能不可摆脱地融合在一处。在后现代的贵族制下，问题不仅是要在产销商品的一个中心与边缘之间创造一个垂直的通道，而且是要持续地将范围广阔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放在市场之内和市场之间的关联之中。生产和消费间的单边关系随着商品生产倾向于主要由含在网络结构中的非物质服务业决定而变得愈加重要。在此，混杂化变成生产与流通的周期形成的一个核心的决定性因素。①最后，帝国的民主职能在这些相同的君主制和贵族制的杂交中得到界定，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了它们的关系，引入了新的力量关系。在所有这三个水平上，以前被认为是一种混合的东西在过去的确是保持独立和各自差异的各种功能的有机互动，而今则是超越功能自身的一种杂交。由此我们可以将改造的这第一条轴线凸显为一段从混合政体到杂交政体的历程。
第十四章 混合的政体
①一般来说来自左派的分析是那些最强烈地坚持认为帝国的产生激活了政府的“坏”形式的分析。例Étienne Balibar, La crainte des masses(Paris:Galilée,1997);该书在其他方面极其乐于分析(人众)主体性生产的新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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