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资本需求的不是一种超越的权力，而是建立在内在化层面上的控制机制。经过资本的社会发展，现代主权的机制—法规化、超法规化和再法规化的进程，对一个有限而又分隔开的社会领域施加了一个超常的秩序—逐步由一个公理所代替，即在跨越与以前固有的定义或术语无关的不同领域的情况下，一套等式与关系快捷又平等地决定着各种变量和系数，并将它们结合。②这样一个公理的基本特征是关系重于项值。换而言之，在一个公理系统中，假设“并不是可对可错的命题，因为它们含有相对不确定的变量。只有当我们赋予变量特定的值时，或换句话说，当我们以常量代替变量时，假设才成为命题，根据所选的常量来确定其对错”。③资本就是通过那样一个命题功能式的公理来运作。金钱的普遍对应物将所有因素一起带到可量化、可对应的关系中来，然后资本内在的法则或等式便根据用以代替等式变量的特定常量来决定它们的部署和关系。正如一个公理使任何比逻辑演绎更重要的值和定义变得不稳定一样，资本也席卷清除了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限制—甚至民族国家的边界也随着资本自身在世界市场的实现而逐渐变得不再重要。资本朝着一片平稳的空间发展，该空间的特点在于无法规化的流动，富有弹性、持续的调节性和具有倾向性的均衡化。①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 Gilles Deleuze 和 Félix Guattari, Anti-Oedipu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3)。
②论 Deleuze and Guattari 的资本原理的概念，见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③ Robert Blanché, Axiomatics (New York: Free Press of Glencoe, 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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