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主权的超越于是同资本的内在化发生冲突。就历史而言，资本依赖于主权及其权利与权力结构的支撑，但这些相同的结构不断地在原则上相矛盾，在实践中阻滞资本的运作，最终阻碍了资本的发展。我们业已追溯至此的整个现代性历史不妨被看作尝试着协商和调解这种矛盾的进化过程。调解的历史进程已不是一个平等的交换过程，而更是一个从主权的超越的位置向资本的内在化层面的单边运动。福柯在分析17至18世纪间欧洲统治进程时描绘了这场运动中的“君权”(一种集中在君王的意志和个人上的绝对主权形式)和“政府权”(一种经统治与管理货物和人的非集权化的经济形式表达出来的主权形式)。②重要的是，这种主权形式间的演进历程同资本的早期发展与扩张相巧合。每种主权的现代范式的确支持着某一特定时期的资本运作，可同时它们又对资本的发展构成限制，后者最终必然被予以克服，这一演进的关系也许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任何理论所面临的中心问题所在。
市民社会在一个历史阶段的作用在于充当资本的内在力量和现代主权的超越力量间的调解者。黑格尔通过阅读英国经济学家的著作，采用了“市民社会”这一术语，而且将它理解为介乎于一种经济个体的多元性为自身利益所作的努力和统一的国家利益间的一种调节。市民社会在(内在的)“许多”和(超越的)“一个”间进行调节。组成市民社会的各种机构作为引导社会和经济力量流动的通道发生作用，将这些力量提升到一个有凝聚力的统一性的高度，然后像一个灌溉的网络产生回流，将统一性的监控在内在的社会领域内分散开来。换句话说，这些非政府的机构在国家的秩序下组织资本主义社会，反过来将国家的统治在社会中传播；就我们的概念框架而言，我们不妨说市民社会是现代国家主权(下到资本主义社会)走向内在化的场所，同时反过来也是资本主义社会(上到国家)走向超越的场所。
第十五章资本主义主权，或治理控制下的全球社会
①当然存在一种超验和隔离的要素，它是资本功能的基本需求，而且是阶级的剥削。这是资本必须通过社会来维持的一个疆界，无论它有时多么富有弹性或难以分辨。阶级划分在新的隔离中继续起着核心效果，这种新隔离我们在本章后面的内容里将进行研究。
②见 Michel Foucault, “La 'gouvernementalité'”, 见 Ditsetécrits (Paris: Gallimard, 1994)和 Il faut defendre la Société (Paris: Seuil/Gallimard,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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