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我们的时代，市民社会不再成为资本和主权之间的充分的调节点。组成它的结构和机构而今正在逐步地消亡。我们已在其他地方论证过，这种消亡可以从资本主义国家和劳动力辩证关系的衰落方面得到清楚的理解，即劳工联盟的有效性和角色的衰落与劳方集体性的谈判的衰落以及体制中劳方代表的衰落。市民社会的消亡也可以被理解成从规训型社会到控制型社会发展历程的伴随物(见第九章)。①如今构成规训型社会的社会机构(学校、家庭、医院、工厂)到处都陷入危机，这些机构和那些被看作市民社会的机构大部分相同或紧密联系。随着这些机构围墙的坍塌，以前在它们有限的空间内发生作用的主观化的逻辑如今在社会范围内得以普遍推广。机构的倒闭、市民社会的消亡和规训型社会的衰落全都涉及到消除对现代化社会空间的约束。由此出现控制型社会的网络。②
与规训型社会以及市民社会相关的是，控制型社会标志着向内在化层面迈出了一步。规训型机构的逻辑有效性的区域和它们的社会空间的细分全都构成了在社会层面以上的垂直状态或超越其上的各种实例。然而我们应该仔细地确定规训型社会各种超越究竟存在于何处。福柯坚持这一事实，而这正是其分析的精彩核心，即规训的实施绝对内在于监控之下的主体性。换句话说，规训并不像霍布斯所想的那样是一个从高处控制我们的活动、凌驾于我们之上的一个外在的声音，却更像一种内心的动力，和我们的意志难以区分，内在于我们的主体性自身之中且不可分离。然而，作为可能性的条件并在空间上决定了实施规训的有效性区域的机构确实与所产生及组织的社会力量保持一定的分离。事实上它们是主权的一个例子，或者可以说是主权的一个调节点。监狱的牢墙既造就又限定了卡瑟罗(Carceral)逻辑的实践，它们分化了社会空间。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 Michael Hardt 和 Antonio Negri, Labor of Dionysu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press, 1994)。
② Michael Hardt,“The Withering of Civil Society," Social Text, no.45(1995 冬)。
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