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团和通讯交往
当我们问自己，帝国机器中的政治和主权部件是怎样构成之时，我们觉得没有必要把我们的分析限制在对已建立的超国家规范机构的分析之上，甚至大可不必以对它们的分析为重点。只有将联合国旗下的各种机构以及各种多国一跨国金融和贸易机构(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等)放入世界秩序的生态政治生产力学之中思考，它们才同超国家的法律构成建立起联系。我们要强调，现在赋予这些机构以合法性的并非它们在旧的国际秩序中所起到的职能。现在赋予它们以合法性的是它们在帝国秩序的象征法中可能起到的职能。在新的框架之外，这些机构毫无作用。旧的制度框架至多也只是为形成和培养帝国机构的管理人员作出贡献，是帝国中新精英阶层的“培训场”。
第二章 生态政治生产
①那些宣扬国际秩序的“扰动”，甚至那些宣扬新世界秩序的理论，在解释这种“扰动”时大都对资本主义关系的矛盾特性避而不谈。社会扰动被视为仅仅是各个国家动因之间力量碰撞的结果，以至于似乎在国际关系中设下严格的规训界限就可以把扰动正常化。这种分析方法实际上隐藏起了社会的和阶级的冲突。从这个角度上看，“具有生产力的生命”是无法理解的。世界体系论的立场多多少少也有着同样的弊端。这一理论主要关注系统本身的循环和系统的危机，他们所论述的世界(和历史)实际上是一个没有主体性的世界(和历史)。他们所遗漏的正是具有生产力的生命所发挥的功能。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资本不是一件物品，而是一种社会关系，一种冲突性的关系；在这一关系的一端，激励着这一关系的正是民众的生产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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