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可能带着一定的理由断言，全球秩序的统治声音正在宣告民族国家的死亡，恰恰此时“民族”已涌现为附属者和地球上的苦难者的一种革命武器。在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和具有潜在不稳定性的国际联盟出现之后(后者在班敦会议之后数十年间成熟起来)，除了将作为中心和引导的支撑力量—民族国家从“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力量中剥离出去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来消除后者呢！换而言之，这种观点为这个复杂的历史至少提供了一种可行的叙述方式，根据这种观点，已成为国际秩序的保障者以及帝国主义的征服与主权之基石的民族国家通过反帝国主义势力的崛起和组织成为对国际秩序构成最大威胁的因素。由此帝国主义在退却之中被迫抛弃并摧毁了自己的王牌武器，以防被利用来攻击到它自身。
然而，我们相信对民族国家的权力留有任何怀旧的情绪或复活赞颂民族方式的政治是一个严重的错误。首先，这些努力是徒劳的，因为民族国家的衰落并不简单地源于可能被政治意志的行为所逆转过来的一种意识形态的地位：它是一种结构性的和不可逆转的过程。民族不仅是一种文化组成，一种归属感和共享的传统，而且也可能基本上是一种法律一经济的结构。结构的衰落的结果可以清楚地按一整套全球的法律一经济实体演进过程予以追溯，这些实体诸如关贸总协定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生产与流通的全球化在这一超国家的司法支架的支撑下废弃了民族司法结构的效果。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即便民族仍将是一种有效武器，它自身会带有一整套压制性的结构和意识形态(如我们在第五章中所讨论的)，而且任何依靠它的策略应该在此基础上遭到拒绝。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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