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的分化
然而，市民社会的萎缩和国家疆界的衰落两方面的社会空间所经受的普遍的均衡化和平稳发展并不意味着社会不平等和分化已经消失。相反，它们在很多方面变得愈加严重，不过是以不同的形式。不妨更加准确地说，中心与边缘、北方与南方不再决定着某种国际秩序，却相互间走得更近了。帝国的特征在于极端不平等的人群的紧密接触，从而创造出一个永久的社会危险局面，并要求有控制社会的强大机制来确保分化和保证社会空间的新型管理。
世界超大都市的城区建筑的趋势表明这些新分化的一个方面。在贫富两极业已增长而富人、穷人间的物质距离在全球如洛杉矶、圣保罗与新加坡这样的城市业已削减的场所，详尽措施也被用来维持它们的分化。洛杉矶或许是这种朝向迈克·戴维斯称为“堡垒建筑”的趋势的领导者：在这种建筑中，不仅私人居家，而且连商业中心和政府建筑都通过创造一个封闭和坚固的外观来营造一个广阔而自由的内部环境。①城区规划和建设的这一趋势已用具体的物质方式建立起我们早期称为外部的终结物，或可称为的公共空间的衰落，这一空间允许存在开放和未规划的社会互动。
然而，建筑的分析仅能对新型的区别和分化的问题所在给予一个初步的介绍。新的划分线更清楚地由劳动政治所决定。计算机与信息革命使得全世界真实存在的不同群体的劳动力有可能联系在一起，而这种革命已导致工人间激烈和不受节制的竞争。就死板的工资结构和文化与地理差异两方面来说，信息技术已被用来削弱劳动力的结构性抵制。资本由此既能够施加时间的弹性，又能施加空间的流动性。显然这种削弱劳动力的抵制和僵硬性的过程已成为朝向最大化经济效益的一种管理形式的完全政治化的进程。这是帝国治理行为理论中心化的所在。
第十五章 资本主义主权，或治理控制下的全球社会
① Mike Davis, City of Quartz: Excavating the Future in Los Angeles (London: Verso,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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