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劳动政治基本上设制来降低劳动价格。事实上，这有些类似于一个原始积累的过程，一个重新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工作日的规范作为过去两个世纪中社会主义政治学的真实要旨已完全被推翻。工作日经常是12、14、16小时长，没有周末和假日。男人、女人与儿童的工作彼此类似，老人和残疾人亦然。帝国为每个人都安排工作！剥削体制愈不规范，工作就愈多。这是开创工作的新型划分的基础。它们受(用经济学家的语言)不同水平的生产率的决定，但我们可以简单地通过说有更多的工作和更低的工资来总结变化。像上帝的扫帚清扫社会一样(这是黑格尔描述原始人法则，主要在匈奴阿提那手中实施的方式)，新的生产率的标准区分和分化了工人。世界上仍然有些地方，贫穷容忍劳动力以较低的代价进行再生产，还有些大都市的地方消费的差异迫使一个较低阶级廉价出卖自身，或者实际地将它自己交给一个更加残暴的资本主义剥削体制。
金融和货币的流动多少和劳动力有弹性的组织遵从一致的全球模式。一方面，在劳动力价格最低与保障剥削的管理力量最强大的地方，投机资本和金融资本就会到来。另一方面，依旧维持僵硬的劳动并反对劳动充分的弹性与流动性的国家将受到惩罚、折磨并最终为全球的货币机制所摧毁。当失业率下降或当那些并不立即富于弹性与流动性的工人的百分比上升时，股票市场下跌。当一个国家的社会政策没有完全容纳帝国对弹性与流动性的控制时或者更理想地是，福利国家的某些要素作为坚持民族国家的一种标志被保存下来时，同样的事情便会发生。货币政策加固了由劳动政策所控制的分化。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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