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定义。
第一个定义了帝国的治理的原则便是，在治理当中，政治目标的管理趋向同官僚手段的运作分离开来。新模式于是不仅不同于而且对立于现代国家的旧的公共管理模式，它不断地致力于使其官僚手段的系统同政治目标相协调。在帝国的体制中，考察官僚政治(以及一般意义上的治理手段)并不根据它们的功能性之于目标的线性逻辑，而是根据不同和多元的工具性逻辑。治理的问题不是一个统一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工具的功能性问题。对于现代国家的合法性和治理来说，治理行为的普及和平等是首要的；而在帝国的体制中，基本原则是通向具体目标的行为的单一性和充足性。
然而，从这第一个原则引出了看上去是个悖论的东西。准确地说，当治理达到独特化的程度，不再简单地作为集权政治和审议的机关的实施者时，它变得愈加自主，更加紧密地牵涉到不同的社会集团、经济和劳工集团、伦理和宗教集团、法律和犯罪集团等等。帝国的治理没有对社会整合作出贡献，相反起到一个分散和分化的机制作用。这是帝国治理的第二条原则。治理由此将趋于出台具体的程序，使得该体制直接具有各种社会独特性，而且它与社会现实的不同要素的接触愈直接，治理便愈有效。于是治理行为变得日益以自身为中心，并由此只对其不得不解决的具体问题起作用。要在帝国体制的整套中转系统和网络之中发现一条持续的治理行为的线索，变得越来越困难了。总之，一视同仁的普及性的旧治理原则被区别对待的差异性和独特性的程序所代替。
即便现在难以追寻一个紧凑而又普遍的程序线索，比如那种作为现代主权体系特征的程序，这并不意味着帝国的机制不是统一的。治理行为的自主性和统一性由其他方式建构而成，既不通过欧洲大陆法系的标准推理的方式，也不通过盎格鲁一萨克逊体系的程序化的形式主义方式。相反，它的产生是通过遵循在帝国建设中活跃的结构性逻辑，比如警察和军事逻辑(或者真正的对帝国和平的环境下潜在的颠覆力量的压制)，经济逻辑(市场的控制，反过来市场被金融体制的控制)，以及意识形态和交流的逻辑。治理行为在帝国体制下获得自主性和合法权威的惟一方法就是遵循这些逻辑的分界线所决定的如下情况。但这一授权并非直接的。治理在战略上没有指向帝国逻辑的实现。在这些逻辑激活使治理自身合法化的重大的军事、金融和通讯手段的范围内，资本服从于逻辑。治理行为已基本上变得非战略性，并由此经各式各样的间接手段得以合法化。这是帝国体制下治理行为的第三条原则。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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