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三种“否定性”的帝国治理行为原则—它的工具性特点，它的程序性的自主以及它的异质性—我们必须探求是什么允许它在没有持续地揭开激烈的社会对抗力量的情况下发生作用。什么功效赋予这种尚未体现出来的控制、不平等及分化的系统一种满意与合法的充足措施？这导出了第四条原则，即帝国治理的“积极”特征。帝国治理的统一性的本原和最主要的价值在于它在本土的有效性。
要理解这第四条原则如何能在整体上支持治理系统，需要考察一下在封建的地区性组织和欧洲中世纪君主制的权力结构间或在现代时期的黑手党组织和国家结构间所形成的那种治理关系。在两种情况下程序化的自主性、区别的适应性和同人群的各种分化之间地区化的联系，连同合法化暴力的有限实施，一般和一种紧凑而统一的有序化不相矛盾。治理权力的这些分布系统由军事金融和思想权力的一系列具体部署的本土有效性结合在一起。在欧洲中世纪的体系中，诸侯在君主需要他们的时候(而思想和交流大部分被教堂所控制)需要交纳军队和钱物。在黑手党的体系中，扩展家庭的治理的自主性和贯穿社会范围内的警察一类暴力设施保证了对资本主义体系的基本原则的坚持，支撑了政治上的统治阶级。如同这些中世纪和黑手党的例子，本土化的治理实体的自主性和帝国的统治不相矛盾—相反，它增强并扩展了其全球化的效果。
第十五章 资本主义主权，或治理控制下的全球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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