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庞大的跨国公司构成了生态政治世界的通讯组织。资本的组织确实始终面向全球，但也只是在20世纪下半段，多国和跨国的工业和金融公司才开始以生态政治方式建构它们的全球领地。有些人宣称这些多国和跨国公司只是占领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亦即在从19世纪的欧洲殖民主义到20世纪的福特主义阶段那段时间里被各种国家殖民者和帝国主义体系所占据的领地。①部分意义上，这种说法也可成立，但那些领地本身也已被资本主义新现实所改造。公司行为内容的边界不再止于发出抽象的指令和组织起简单的劫掠和不平等交换。现在，它们直接构建和整合领土和人口。它们趋向于把民族国家变成简单的工具，其职能仅仅是记录、统计由它们驱动的商品、金钱、人口交流罢了。跨国公司直接把人力分配到不同的市场中，把各种资源分配到不同的用途上，给世界生产的各个部分划分等级。选择投资方向，指导货币运动的复杂机构决定了世界市场的新地理，实际上也决定了世界的新生态政治结构。②
从货币角度，我们可看到这个世界最完整的一幅图景。从这里我们可看到满眼的价值观念，可看到一部分配的机器，一种积累的机制，一套流通的机制，可看到一种权力，一种话语。在这片被金钱大潮浸透的场地之外，什么也不能被排除在外，根本不存在什么“赤裸裸的生活”或外在的立足点。什么也不能避开金钱，生产和再生产都套着金钱的外衣。实际上，在全球舞台上出现的每一个生态政治角色都身着金钱缝制的华服，“积累，再积累！摩西如是说。先知们如是说！”①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 举例而言,Giovanni Arrighi 在其专养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London: Verso, 1995)4就称在资本主义公司所起到的作用中存在着这样一种连续性。
②如果读者要从政治分析的角度了解，可参阅 Paul Kennedy的专著Preparing for the theTwenty-First Century(New York:Random House,1993);如果读者要从经济和社会批判的角度了解，可参阅 David Harvey 的专著The Conditions of Postmodernity(Oxford:Blackwell,1989)。
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