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伟大的形而上学传统总是厌恶不可测量之物。从亚里士多德的以道德为标准②的理论到黑格尔理论中以标准作为从存在到本质过程的关键③，标准问题已严格地和超常秩序问题相联系。即便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也从这一超验传统中取得经验：他的价值理论实际是价值标准的理论。④然而，只有在帝国的本体论水平线上，世界才最终在标准之外，此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形而上学对不可测量之物的深深的憎恨。它源自于赋予秩序以先验的本体论基础的思想的必要性。正如上帝对于古典的权力的超越是必需的，标准对于现代国家的价值观的先验基础也是必需的。如果没有标准，形而上学者说就没有宇宙；而没有宇宙就没有国家。在这种框架内人不可能想象不可测量之物，或者干脆说人绝对想象不到它。贯穿现代性，不可测量之物是一种绝对禁止的事物，一种认识论上的禁区。然而这种形而上的想法如今消失了，因为在生物政治本体论及其转化过程的背景下，超验者是不可想象的。当今天仍有人主张政治超验时，它随即堕入暴政和野蛮状态。
第十六章 虚拟性
① 论后现代权利和法律，见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Labor of Dionysus(Minneapolis: Univc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4)。
② Rémi Brague, Du temps chez Platon et Aristote (Paris: PUF, 1982)。
③ G. W. F. Hegel, Science of Logic (Atlantic Highlands, N. J.: 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 1989)。
④价值手段的标准，意指其有序的剥削、社会分工的标准及其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当然马克思超越了他自已，而且人们从不应该假装他对劳动和价值的讨论只是一篇论标准的文章：在价值之上,劳动总是存在的生命力。Antonio Negri,“Twenty Theses on Marx,"in Saree Mak-disi,Cesare Casarino, and Rebecca Karl, eds. Marxism Beyond Marxism (New York: Rout-ledge,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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