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不可测量，是指帝国存在的政治发展外在于每个预先构成的标准，是指介于存在的模式和权力部门之中的关系总是被重新构建，且无限地变异。监控的指标(像经济价值的指标一样)被定义在总是意外和纯粹传统的要素之上。当然有处在顶峰和最高点的帝国权力保证着意外性不成为颠覆性的，保证它不和产生在“存在之海”上的风暴结合起来——顶峰的权力诸如核武器的垄断、金钱的控制和通讯的殖民化。帝国的这些至上的部署保证了意外性成为一种必然性，没有陷入混乱。但这些高级权力不代表一种秩序的形象或者宇宙的标准；相反它们的有效性建立在(炸弹的)破坏、(金钱的)评判和(通讯造成的)畏惧之上。
有人或许就此会提问：这个不可测量性的观点是否含有对正义概念的绝对否定。正义观的历史实际上已普遍涉及到某种标准理念，不论它是平等的标准或均衡性的标准。继而，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在正义中所有的美德得以概括”。①那么当我们坚持认为在帝国的本体论中价值在标准之外时，我们只是在做一个愚蠢的虚无主义的主张吗？我们在宣称没有价值、正义而且的确没有道德可以存在吗？不，与那些长久以来宣称价值只能在标准和秩序的形象中得到肯定的人相反，我们认为价值与正义可以存在于一个不可测量的世界中并得到培养。这里我们可以再一次看到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革命的重要性。没有上帝，没有主人，也没有人—没有超越的权力或标准将决定我们世界的价值观。价值将只决定于人类自身的不断的革新和创造。
标准之上(虚拟之物)
即便政治已成为标准以外的领域，价值依旧存在。即便在后现代的资本主义中不再有衡量价值的特定标准，价值依旧仍是强大和无处不在的。这个事实首先体现为对剥削的坚持，其次是事实上生产的革新和财富的创造不知疲倦地继续着一它们实际上动员了世界每个空隙中的劳动。在帝国中，价值的构建发生在标准之上。在帝国全球化不可测量的过分发展和标准之上的生产活动之间的对比体现在总体上创造和再创造这个世界的主体性活动的立场之中。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 Aristotle Nicomachean Ethics (Indianapolis; Hackett,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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