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好的政府形式会必然和自然地腐败的古老观念由此遭到激烈的废弃，因为它们只能从与组织政体的社会及政治关系方面加以评估。现代的启蒙观念关于无限和难以控制的时空危机的观念遭到类似的废弃，因为它也被带回到市民权力的范围：正是在这个而不是其他的基础上时空才能被评估。于是交替不在政府和腐败或帝国与衰落之间，而介乎于一方面是扎根于社会的扩张的政府，即“市民的”和“民主的”政府，另一方面是置其权力于超验和压迫之上的政府的每一种实践。这里我们应该清楚，当谈到作为共和政体扩张活动的基础，处在引号之中的“市民”或“民主”之时，而且是作为一个长久存在的帝国惟一可能性之时，我们正在引入一个参与的概念，它关系到一类人的生命力及其产生一种对抗力的辩证法的能力—因而是一个和古典的或现代的民主概念少有关联的概念。从这一角度看甚至成吉思汗和帖木儿都有点“民主”了，类似于恺撒的军团，拿破仑的军队以及艾森豪威尔的军队，因为他们各自都成就了一类人的参与，支持其扩张行为。在所有这些例子和普遍的帝国概况的中心应是一种内在化层面得到肯定。内在性被定义为任何对民众行为轨迹的外在界限的缺失。而内在性在其肯定性和毁灭性方面只受制于构成其组成与发展的可能性的政体。
这里我们发现自己回到了悖论的中心，通过这个悖论，每个帝国的理论都孕育着其自身衰落的可能性—但我们现在可以开始解释它。如果帝国总是一种绝对的肯定，是一个民众政府的实现和一个绝对内在的机构，那么它就完全在这个定义的层面上面临危机，并不因为其他任何与之相对的必需或超越。危机是内在性层次上的一种可选择的可能性的标志—一种并不必然但总是可能的危机。
马基雅维利帮助我们理解这种内在的、组合成的、本体论的危机感。
第十七章 生育和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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