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欧洲人开始发觉的上帝之死的确是他们丧失自己的全球中心地位的标志，对此他们只能理解成一种现代的神秘主义。从尼采到柏克哈特，从托马斯·曼到马克斯·韦伯，从斯宾格勒、海德格尔到奥特加·依珈斯，以及在其他无数跨越了19和20世纪的作家看来，这种直觉成为一种被人带着那种苦痛歌唱的经常重弹的老调！②社会与政治景观中大众的表象、文化与生产的现代性模式的耗竭、欧洲帝国主义计划的削减以及在萧条、贫困与阶级斗争等问题上国家间的冲突：所有这些作为不可逆转的衰落迹象涌现出来。虚无主义统治着时代，因为时代没有了希望。尼采提出了确定的诊断：“欧洲病了。”③即将毁灭这一地带的两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的胜利以及重新出现的最可怕的民族主义与不相容忍的幽灵全都站出来成为证据，确认这些直觉事实上正确。
但从我们的立场看，与旧的欧洲权力相反，一个新欧洲已形成的这一事实只是个好消息。谁想见到更多的那种毫无生气和寄生性的欧洲统治阶级？后者曾经直接引导旧秩序进入民族主义、从民粹主义到法西斯主义，而今则推行一种普遍化的新自由主义。谁想更多地见到那些已经滋养和支持了腐烂的欧洲精英的意识形态和官僚主义的机构？谁又仍能容忍那些劳工组织系统以及那些业已剥离了一切生命精神的合作？
这里我们的任务不是哀悼欧洲的危机；相反是在对它的分析中认识到诸种因素，它们在肯定危机趋势的同时，依然暗示出可能的抵抗、积极回应的余地和命运的他种选择。这些因素已经经常出现，几乎与关于他们自身时代危机的理论家的意志相反：它是一种跃向将来一个时代的反抗—一个真实而正确的未来的过去，一种未来的完成时态。在此意义上，通过对其原因的痛苦的分析，欧洲意识形态的危机能够揭示出对新的公开资源的定义。这就是为何跟随欧洲危机发展是重要的，因为不仅像尼采和韦伯那样的作家，而且连该时代的公共舆论都认为对危机的谴责揭示了一个极端强大的积极方面，它含有今天我们正在进入的新世界帝国的基本特征。旧的帝国世界危机的力量成为新帝国的基础。无差别的大众以其简单的表现曾经能够摧毁现代传统及其超越力，而今显现成为一种强大的生产力和不可抑制的维持价值的源头。一种新的生命力，近乎于埋葬了罗马的野蛮力量重新激活了欧洲上帝死去后留给我们作为视野的内在性领域。每一种关于欧洲人危机和欧洲帝国观念的衰落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大众新的生命力的表征，或者如我们所愿，成为大众欲望的表征。尼采从山顶上这样宣告道：“我自身已经吸纳了欧洲的精神现在我想反击了！”①超越了现代性意味着超越限制、超越欧洲中心论，并导向将内在性领域确定地接受成政治理论与实践的专有范围。
第十七章 生育和腐败
① G. W. F. Hegel, 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World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②M.C. 以他通常的博学对欧洲观念的盛衰提出了一番令人兴奋的分析，见 Geo-filosofia dellEuropa(Milan; Adelphi, 1994)。
③ Friedrich Nietzsche, The Gay Scienc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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