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数年之后，那些已经参与到大屠杀之中的人绝望地试图理解和控制这一危机。考虑一下弗兰茨·罗森瓦格(FranzRosenzweig)和沃尔特·本雅明的证词。对他们二位来说，一种世俗的末世论是借助来释放危机经验的机制。②在历史地经历了战争与悲惨之后，也许还伴随着一种对即将到来的浩劫的直觉，他们试图发现希望和救赎之光。然而这种尝试没有成功地逃避开强大的辩证法的回流。当然这种已经聚拢和选定了欧洲价值观的被诅咒的辩证法，已从内部被掏空，如今由完全否定的术语所定义。然而，这种神秘论赖以寻求解放和救赎的启示景象也仍然隐含在危机之中。本雅明这样痛苦地认识道：“过去随之带来一种时间的指引，借以指向救赎。在过去的几代人与现代人之间有一个秘密的约定。我们被期待着降临到世间。像之前的每一代人，我们已被赋予一种软弱的弥赛亚力量，一种由过去进行支配的力量。”①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 Friedrich Nietzsche, Werke, vol.8., p t.1, 转引自 Cacciari, Geofilosofia dell'Europa。
② Franz Rosenzweig, The Star of Redemption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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