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20年代危机之中显示为反历史的超越、反腐败的救赎以及反虚无主义的弥赛亚主义如今被构建成一种本体论上明确的位置，在任何可能的辩证法残余之外，与之相对，从而超越于其上。这是一种新的唯物主义，否定了每个超验的因素，并组成了一种精神上的激进的重新定向。
为了理解这种道路的深刻性，在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中，人们愿意努力集中在对它的意识与期待之上。维氏的早期作品赋予20世纪早期的欧洲思想的主要题旨以一种新生命：身处感知的荒漠和搜寻意义的条件，整体性神秘主义和朝向主体性生产的本体论趋势的共存。已从任何辩证法身上剥离开的当代历史及其戏剧性于是被维氏从偶然性那里移开。历史与经验展现了对绝望地试图在危机中发现连贯性的主体重新安置一种唯物主义与同义反复的基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维特根斯坦写道：“事物如何展现出来即上帝。上帝即事物如何展现出来。只有从我的生命的独特性的意识中才出现了宗教—科学—和艺术。”继而说：“这种意识即生命自身。即便在我自己之外没有生物存在，它能是一种伦理吗？如果除我自己之外没有生物存在，能有伦理吗？如果伦理应是基本之物，可以有(伦理)。如果我正确，那么一个世界被给予伦理的判断并不足够。世界自身非善非恶……善恶只通过主体进入。而主体不是世界的一部分，而是世界的一个疆界。”维特根斯坦摒弃了战争的上帝和事物的荒漠，在荒漠当中，通过将世界置于同义反复的主体性的限定之上，善恶如今难以分辨了：“在此人们可以看到唯我论和纯粹的现实主义巧合在一起，倘若它被严格地思考出来。”①然而这一界限是具有创造性的。另一种选择则当且仅当主体性被摆在世界之外时才可能完全出现：“我的建议以下列方式发挥阐释的作用：任何理解我的人最终认识到它们是荒谬的，这时他已用过它们—作为台阶—从而爬上去超越它们。(不妨说，他必须在已经爬到它上面之后扔掉梯子。)他必须超越这些建议，而后他将看到正确的世界。”①维特根斯坦认识到任何可能的辩证法的终结和意义的终结，后者处在世界的逻辑之中而非其边缘上的主体超越之中。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 Ludwig Wittgenstein, Notebooks, 1914-16, G. H. von Wright 和 G. E. M. Anscombeznd编(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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