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美国
逃往美国的欧洲知识分子是对一个失去的地方进行再发现的一种尝试。美国的民主事实上不是建立在出逃的民主、肯定但非辩证性的价值观和多元主义及自由之上的吗？这些价值观连同新疆界的观念不是永久地再创造了其民主基础的扩张并超越了国家、种族和宗教的每个抽象限制吗？这种音乐有时在自由主义领袖所宣称的“美国强权之下的世界和平”计划中被高调演奏，有时则低调，由每个诚实的人享有社会流动与争取财富与自由的平等机会的美国梦所代表—简而言之，即“美国的生活方式”。克服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危机的“新政”计划支持了美国理想的这一概念，该计划与欧洲对应危机的政治和文化计划如此地不同且比后者自由得多。汉娜·阿伦特宣称美国革命优于法国革命，因为美国革命是对政治自由的无限追求，而法国革命是对贫困和不平等的有限斗争；此时她不仅颂扬了欧洲人不再了解的一种自由的理想，而且在美国对其进行了重新地域化。①随之在一定意义上，看上去似乎已经存在于美国历史和欧洲历史之间的连续性被打破，美国已经踏上不同的道路，但实际上美国为这些欧洲人代表了一种欧洲已经丧失的自由观的复活。
从危机中的欧洲立场看，美国即杰斐逊的“自由的帝国”代表了帝国主义观点的更新。伟大的19世纪美国作家们已在歌唱新大陆自由的史诗特性。在惠特曼的作品中，民族主义得到肯定，而梅尔维尔的作品中的现实主义令人渴望。一个美国的地方以自由政体的名义被地方化，同时通过开放的边疆和出走被不断地非地域化。伟大的美国哲学家，从爱默生、怀特海直到皮尔斯，从黑格尔主义(或者其实是帝国主义欧洲的自辩)中揭示出精神上的洪流，后者来自于一个全新、巨大、决定性的且不受限定的进程。①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 Hannah Arendt, On Revolution (New York: Viking, 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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