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的欧洲人为一个新欧洲的这些曼妙的歌声所着迷。20世纪欧洲的美国主义和反美主义同样是危机中的欧洲与美国帝国计划之间艰难关系的体现。美国的乌托邦以众多不同的方式被接受，但它在20世纪欧洲各地被用来作为一个中心参照点。这种持续的着迷既显现在危机的消沉又显现在先锋派的精神之中，换句话说，即通过现代性的自我毁灭和不确定但不可抑制的创新意志显现，后者驱使着伟大的欧洲文化运动的最后浪潮(从表现主义和未来主义到立体主义和抽象主义)。
美国军队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两次救助欧洲的军事史堪与政治与文化上的救助相媲美。建立在金融、经济和军事结构上的美国对欧洲的霸权经过一系列文化和思想意识上的操作显得很自然。例如，考虑一下二战结束前后的几年，艺术生产的中心和现代艺术的观点是如何从巴黎转移到纽约的。瑟基·吉尔博详尽描述了那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即当巴黎艺术圈已因战争和纳粹的占领乱作一团时，就在一场促进美国在战后世界的领导角色的意识形态的运动过程中，由诸如杰克森·波洛克和罗伯特·玛泽韦尔的纽约艺术家组成的抽象表现主义是如何确立成为欧洲特别是巴黎的现代主义的当然延续和继承人。纽约窃取了现代艺术的观念：
美国艺术由此被描述成一种向抽象发展的长期存在和不可阻挡的趋势的逻辑巅峰。美国的文化曾被抬到一种国际范例的地位，特别美国化事物的意义不得不变化：已经典型美国化的事物当时变成了整体上“西方文化”的代表。如此美国艺术被转变成从地区的到国际艺术再到全球艺术……在这方面，战后美国文化同美国的经济与军事实力一样被放在同一立足点上；要求它对“自由”世界中民主自由的复兴负起责任。①
第十七章 生育和腐败
①格里泽·德勒兹经常歌颂美国文学的流浪特性和非地域化的力量。似乎对德勒兹来说，美国代表着欧洲意识封闭的禁锢之下的一种解放。例见“惠特曼”与《巴特比》，“Whitman”and"Bartleby,ou la formule," in Critique et clinique(Paris;Minuit,1993)。
3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