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
后现代性和通往帝国的道路涉及到过去常被指认为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领域的一种真正的汇合。当语言与交际、或者真正地当非物质劳动和合作变成主要生产力(见第十三章)时，帝国开始成形。上层建筑投入运行，而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生产性语言性网络的世界。生产与再现的线路交错混合在同样的语言性与生产性的范围内。在这一情境下决定着政治经济学中心范围的差别趋向模糊。生产与再生产变得难以分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融合于一处；不变资本趋于在可变资本内部：在生产性主体的大脑、身体及合作之中组成与再现。社会主体同时是这种单一机器的生产者和产品。在这种新的历史结构中，由此不再可能会认可一种标志、一个主体、一种价值或者属于“外在的”一个实践。
然而，这种整体的形成没有消除剥削。它更多地对它进行了再定义，基本上与交际和合作相关。剥削是合作的侵占和语言性生产的意义的废弃。结果，对监控的抵制不断地在帝国内涌现。与剥削的对抗在全球的生产网络中体现出来，并决定着各个节点上的危机。危机同资本主义生产的后现代的整体共同扩张，这是帝国控制所独有的。在这方面，帝国的衰落没有定义为一个历时性运动，而是一个共时性现实。危机在发展及整体上重组的每个时刻都在运行着。
随着社会被真正吸纳到资本之下，社会的对抗力量可以在每一时刻、在交际性生产与交换的每个阶段作为冲突爆发出来。资本已成为一个世界。使用价值和被认为处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之外的价值及定价过程的其他所有参照物已逐步消失。主体性完全陷入交换与语言当中，但那并不意味着它是温和的。以生产的交换关系普遍化为基础的技术发展是危机的一个原动力，而生产的一般智能则是一伙对抗力量。危机与衰落不是指帝国外在的某些东西，而是指最内在的东西。它们从属于主体性自身的生产，由此它们既独属于帝国再生产的过程，又与之相反。危机和衰落不是一种隐藏的基础，也不是一个不祥预兆的未来，却是清楚而明显的现状，一个总被期待的事件，一个总是出现的潜伏因素。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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