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两个城市
我们需要具体地调查民众如何能在帝国的情境下成为一个政治性主体。我们当然能从帝国政体的立场认识到民众的存在，但从那个角度，民众也许显现出是由帝国的监控所产生和维持。在新的后现代帝国，不存在将公民权授予他所有的臣民，从而将民众组织成一个政治主体的卡拉卡拉皇帝。被剥削和压迫的生产者民众的组成在20世纪革命史中可以看得更清楚。在1917、1949年的共产主义革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伟大的反法西斯斗争和20世纪60年代的无数自由的斗争之间，民众公民权的条件产生、传播并得到巩固。20世纪的革命远未被打败，而是每次都推进和转变了阶级冲突的条件，突出了一种新的政治主体性的条件，即反抗帝国权力的反叛的民众。革命运动已经建立起来的节奏是一个新时代的脉搏，时代的一种新式的成熟和巨变。
帝国的政体不是这些新力量兴起的起因，而是后果。进而不足为怪的是，帝国尽管竭力要构建一个足够应付社会与经济关系全球化的新现实的权利体系，却发现这是不可能的。这种不可能性(它在第一章中作为我们论证的出发点)并不源于规则范围的广泛延伸；也并不简单地是从!际公法的旧体系到新的帝国体系的艰难历程的结果。相反，这种不可能性由民众的革命本质加以解释，民众的斗争已产生出作为自身形象颠倒过来的帝国，而今民众在这种新形势下代表着一种不可抑制的力量，以及与各种形式的权利、法律相关的价值的超越。
为了确认这种假说，看看民众的当代发展，讨论一下其目前表达方式的生命力就足够了。当民众活动时，它自动地生产和再生产整个生活的世界。自动地生产与再生产意味着构建一个新的本体论的实现。事实上，民众在活动中产生独特性的自身。正是独特性在帝国的禁区建立起一个新地方；这种独特性是合作产生的一种现实，这里的合作由语言的群体所代表，由杂交化的运动加以发展。民众肯定其独特性的方式在于颠倒了这样一个意识上的幻想：即世界市场的全球层面上的所有人类是可以互相交替的。在树立起市场的意识形态后，民众通过劳动促进了人类的群体与阶层的生态政治上的单一化，跨越了全球交替的每一个节点。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 Saint Augustine, The City of God(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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