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阶级斗争和革命历程埋葬了国家与民族的政治权力。从19世纪到20世纪写就的革命篇章已为在今天得以实现的劳动的新的主观形态作好准备。贯穿生态政治生产空间的合作与交流决定了一种新的生产单一性。民众并非通过把各国家与民族随便地凑在一起、加以混合来简单地组成；它是一个新城市的独特的力量。
有人可能在这一点上很有道理地反对道，所有这些仍不足以把民众建立成一个专门的政治主体，甚至更不足以成为一个具有控制自己命运潜质的主体。然而，这种异议没有体现不可逾越的限制，因为革命的历史和当代合作生产的能量难免揭示出一种目标、一种解放的物质肯定，而通过革命历史与当代的能量，民众的人类学特征被不断地记录和再阐释。在古代，普罗提诺就面对过类似的形势：
“那么让我们逃往心爱的天国（Fatherland)”：那是最安全的建议……对于我们天国即我们所来自的彼处，那里有上帝(Father)。那么我们的道路是什么，我们逃离的方式是什么？这不是脚的旅程，脚只将我们从陆地带到陆地；也不需要你想要一辆车或船将你带走。你必须将所有这类事物放到一旁，拒绝去看：你必须闭上眼睛反过去召唤另一种幻象在你内部被唤醒，一种所有人与生俱来的权力的幻象，却很少有人使用这种权力。①
第十八章 反对帝国的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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