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出)组成的政治趋向？
这个问题最初可以从另一方面着手，通过考虑压制这些运动的帝国的策略来解决。帝国没有真正了解如何控制这些道路，只能试图将实践它们的人列为罪犯，即便在运动为资本主义生产自身所需要的时候。从南美洲到北美洲，经典范围内的移民线路被新的毒品巨头们坚持称为“可卡因小道”；或者另外地，来自北非和下撒哈拉非洲的迁徙举动被欧洲领导者们作为“恐怖主义的道路”对待；或者更有甚者，各类移民被迫逃过印度洋，屈身于“富饶的阿拉伯”的奴隶制，还可以继续列举下去。人口仍在继续流动。帝国必须限定和孤立民众的空间运动，以阻止他们获得政治合法性。从这个角度说，极其重要的是，帝国利用其权力管理和协调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不同力量(见第五章与第七章)。同样重要的是，帝国通过部署它的军事警察力量，将难以控制的反叛者引向秩序。①但它们自身的这些帝国措施仍未触及贯穿民众的自发运动中的政治张力。所有这些压制行为依旧本质上外在于民众及其运动。帝国只能孤立、分化和隔离。帝国资本的确以不倦的决心攻击着民众的运动：它巡逻在海上和边界上；在每个国家内部，它进行分化与隔离；而在劳工世界，它加固了种族、性别、语言、文化等等的区分与界线。然而即便这样，它必须小心地不去过分地限定民众的生产率，因为帝国也得依靠这股力量。民众的运动不得不被许可总是更加广泛地在全世界延伸，而压制民众的尝试的确是其力量矛盾和颠倒的体现。
这引导我们回到基本问题：民众的行动如何能变成政治的？民众怎样可以组织和集中其能量来反抗压制和帝国不断的地区隔离？对这些问题，我们能给出的惟一答案则是，基本上当民众开始怀着足够的意识直接面对帝国的中心压制行动时，民众的行动才成为政治的。它关系到认识和应付帝国的主动权，而又不让它们不断地再建秩序；关系到穿越与冲破施加于新的集体劳动力之上的限定和隔离；关系到将这些抵抗的经验聚集在一处，并一齐运用它们反抗帝国控制的神经中枢。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论帝国的军小力挝，见Manuel De Landa,War in the Age of Intelligent Machines(NewYork:Zone,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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