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项任务对民众来说依旧相当抽象，尽管在概念水平上是清楚的。什么样的具体而细致的实践将激活这一政治工程呢？目前我们不能说什么。然而我们能看到的是全球民众的政治程序的最初要素：即全球的公民权。在1996年居留在法国的没有登记的外籍人口，即无证者举行的示威期间，标语要求“给所有人证件！”。每个人都有居留证，首先意味着所有人都应在居住和工作的国家拥有完全的公民权。这不是一个乌托邦的或者不现实的要求。这一要求只是在于移民的法律地位应配合近年来真正的经济变革得以改革。资本本身已经要求有跨越边界的不断增加的劳动力流动和持续的迁移。资本主义的生产在更加垄断的地区(在欧洲、美国、日本，也在新加坡、沙特及其他地区)则完全依赖于来自世界附属地区的工人的汇集。于是政治上要求资本主义生产的既定事实应被合法地予以承认，所有工人应被予以完全的公民权。结果，这种政治要求以后现代性的方式坚持着将权利与劳动相结合的现代基本的宪法原则，并由此对创造资本的工人予以公民权的回报。
这种要求也可以在与后现代的帝国条件相关的更加普遍和激进的方式中形成。如果在第一时间民众要求各国在法律上认可资本所必需的移民，在第二时间它一定要求控制运动本身。民众必须能决定它是否、何时及向何地运动。它也必须有权留下来，在一个地方享受生活，而不必受迫持续奔波。控制其自身运动的一般权利乃民众对全球公民权的终极要求。就它挑战了帝国对民众的生产与生活加以控制的基本机制而言，这种要求是彻底的。全球公民权是民众重夺空间控制，进而设计新的制图学的权力。
第十八章 反对帝国的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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